当我试图追溯妞妞的病因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串完整的因果之链，它有若干清晰可辨的环节，仿佛只要卸掉其中任何一环，就可避免发生后来的灾祸……
1990年初冬的一天，怀孕5个月的雨儿因染上重感冒，高烧40℃，不敢贸然吃药，只好去急诊。
急诊室里空空荡荡，光线很差，使人感到冷丝丝的，医生不知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老护士值班。查完血象，又去喉科查会厌，回到内科，经历了比疾病更痛苦的一幕。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当向她说明就诊经过，交上喉科诊断书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她是喉科病人，不是内科病人，我不管！”
……
“我没有什么可看的，要我看，她就是诊断书上写的———咽喉炎！”
……
“我今天就是不给你们看！”
……
无法理解急诊科大夫自由离岗，然后拒绝接诊，是喉科大夫占据了初诊权，还是什么个人利益没能满足朝病家撒气……这一些都无法完全解释这种拒诊行为。没有人去统计，我们的医疗队伍中有多少这类生性暴虐、心如冰窟的人混迹其中，也许他们的医术并不低劣，但他们的心灵卑劣或残缺，由此对病人的心灵伤害是无法低估的。
也许那些爱面子的卫生官员会将此事解释为“无情的偶然”，但统计学上的“偶然”对大多数一年中只有二三次踏入医院大门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司空见惯。妞妞一出生，就遭遇上了这种“无情的偶然”，也许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分娩后40分钟，产妇由一位中年男麻醉师引车入病房。又是中年，也许只有中年才对这个世界麻木。接着命令家属把产妇抱上病床，自己在一旁冷眼看着，并抛出一句：“她是你们家的功臣啊！”
为了逃出这“无情的偶然”，大多数老百姓动员一切血缘、亲情、友情去应付哪怕只是一次轻微的感冒的求医行为，仿佛不这样就无法得到正常的服务。医院门诊的另一景象是由各级白衣使者护送的各类特殊人物穿行于内部与外部的通道里，去自毁正常的求医秩序。
攀附血缘、亲情、友情求医就万无一失吗？
在遭遇冷酷无情的中年女医生之后，我们找到一位远亲，有病房管辖权的医学博士。他热情地邀请雨儿住进他主管的病房，给予及时的救治，便很快控制了感染。可是在临出院之前，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几乎是强拽式地拉着怀孕5个月的雨儿去做X线检查。这样，延误处置的高烧与大剂量的X光照射成为妞妞发生视网膜母细胞瘤这一不治之症的直接原因。而X射线恰恰是杀死妞妞的直接元凶。读者、死去的妞妞至今无法解释这一荒谬的行为。
人常说“医不疗亲”，是因为医生在处置亲属病情时顾虑太多，过分谨慎，无法施行一些原本需要的措施，而这位博士却反其道而行之，超越常规让沾亲的孕妇去接受大剂量的X线照射。而且并非病情诊断之必需，肺炎的诊断很明确，大剂量青霉素的输入已控制感染。难道他那一刻受了魔鬼的驱使？这是好莱坞影片的剧情设计。以至于作者在梦境中仍在遭遇这极度的恐惧：
……
狭长的走廊里，她被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追逐着，没命地奔逃。
“哈哈，往哪儿跑！”白大褂狂笑。
她惊恐地站住，发现面前是一堵巨大的屏幕。
“开始！”白大褂从背后把她一把拦腰抱住，低声喝令。
屏幕突然闪射光芒，上面映射她的五脏六腑
……
很显然，在这一恐惧的梦境之中，白大褂便是魔鬼的化身。
有一种解释是一些医院的管理制度派定了辅助检查的营业额，让有支付能力的病家去“享受”一些可做可不做，甚至根本无须做，但大致并无太多伤害的现代诊断设备的检查。但此例显然不是，X光检查收费低廉，不足以冲抵指标。
另一种解释是科学的实证癖，或技术上的展览癖。肺部感染的证据自然使X光下的影像改变，用了大量的抗生素，临床症状缓解了，但不足以满足个人的实证癖，我要亲眼看一看我的治疗成果。所以在透视室里博士是那样的兴致勃勃，将病人摆弄来摆弄去，照了又照……
还有一种罪恶的解释，便是单盲（可以不向病人家属说明）的胎儿试验，以收集某些科研数据。在美国，这是一项严重违法的操作。不过仔细想想，这种解释似乎不能成立。一是它违背国人的人伦惯例，二是X射线检查的结论是描述性的，三是事后博士对检查毫不在意，连片子都没看。
实在没有办法解开妞妞死因这个谜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处置孕妇感染这个并不棘手的医疗课题上，现代医学不缺乏知识、技术，而是缺乏人性、责任与自律。所以，妞妞是被一系列人性的弱点杀死的。她是供在人性祭坛上的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从妞妞确诊到死去的18个月中，她和我们一直无法挣脱厄运的纠缠，同样也暴露了现代医学的深深缺陷。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表现在技术上。
在妞妞求医过程中接触的各级各类医学人士中，仅有四位脸上挂着善良。一位是姓胡的女医生，在眼科检查时结识的，后来始终真诚地帮助我们；一位是李气功师，声称可以用法术把“癌细胞调出来烧死”，在让我们经历一次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摔打之后，他和他脸上的善良一并隐去了；第三位是老中医，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吃我几帖药，癌就慢慢缩小了，没有了”的承诺最终没有兑现；第四位是和善的放疗科主任，她言谈中有意回避“放疗”的字眼，只说“烤电”，给人一种温暖无害的感觉。但她也无法改变在放疗部位涂上无法清洗的紫色油墨的常规，为什么不可以改用可以清洗的色彩呢？这个鲜明夺目的印记就像死囚的标志牌一样，有示众的功能，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个死症患者，此外，她在放疗间里放置一只形似小棺材的木盒，像是提示病孩行将死去，这一切又将抵消她脸上的和善，我们的医院为何不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细节，给病家少一些负性的刺激呢？
当然，医院不是游乐园，应该有几分肃穆，但绝不需要阴冷，如同我梦幻中的那份阴冷。
“我带妞妞去医院做CT扫描，扫描室里有一座简陋的水泥平台，中央有一口井，一个穿黑衣服的蒙面修女把妞妞放进一只铁桶里，然后吊到井下，置于一个密封装置内……传送到另一个出口，我赶紧奔向那个出口，一个猥琐的小老头把守着不让我进……”“水泥台”、“井”、“铁桶”、“密封装置”、“穿黑衣服的蒙面修女”、“猥琐的把门老头”……这一切构成医院的阴森、恐惧，象征的文学描述着受害者对现代医学非人格化的深刻反省与批判。
（摘自《敬畏生命——生命、医学与人文关怀的对话》，王一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本文作者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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